道胡兰成比自己大15岁，明明知道胡兰成是个花心大萝卜，明明知道胡兰成是个汉奸……

明明她是写了《倾城之恋》，毫不留情地把痴男怨女扒得赤裸裸的张爱玲，却忍不住幻想遇到胡兰成就遇到了真爱；忍不住要在精心挑选的照片背后写上“当她见到他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，但心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”，寄给胡兰成。

果然是道理都懂，轮到自己头上，却照样犯糊涂。

白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倾覆以后相爱结婚了，胡兰成和张爱玲先结婚了，可上海还没倾，胡兰成先跑了。

1945年，婚后不到四个月，日本眼看玩完，跟随汪精卫的胡兰成独自一人逃到武汉，把张爱玲一人留在上海，承受众人唾骂“汉奸妻”。

这还不算，胡兰成还勾搭了一周姓护士，写信给张爱玲：“我爱上了别人。”

不止是护士小周，胡兰成在外面还有无数的莺莺燕燕，包括张爱玲的闺蜜。

几经挣扎的张爱玲终于从幻想中醒来，给了胡兰成30万分手费，写信决裂。

张爱玲大发慈悲，不惜倾覆一座城也要成全白流苏和范柳原，但现实却不曾对张爱玲半点慈悲，胡兰成对她绝情又无赖。

现实中爱情和婚姻，容不得有半点幻想，大发慈悲也不行。

最大的误解

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，并没有和鲁迅一样拒绝包办婚姻，去自由恋爱，而是乖乖娶了母亲安排给他的一个母老虎——江东秀。

江东秀发起脾气来，大吼大叫，甚至还会动刀，胡适被吓得只能躲到厕所里。

就连李敖都说：“见过江冬秀，才更能感受胡适的伟大。”

但胡适一辈子离不开江东秀。他喜欢她烧的菜，她懂他无意功名，从不要求他荣华富贵。

后来胡适提出了著名的“三从四德”理论：“太太出门要跟从，太太命令要服从，太太说错了要盲从；太太化妆要等得，太太生日要记得，太太打骂要忍得，太太花钱要舍得。”

这可不是在抱怨，分明是一个中年男人在秀恩爱。

李敖却不同，就因为看到了美人坐在马桶上便秘的样子，要和胡因梦离婚。

李敖还是太天真太多浪漫的幻想了，胡适才真懂生活。

启功，现代最有才情的书画家，他的婚姻同样被包办。

妻子章宝琛长得奇丑，鼻孔上翻、鼻梁塌陷、身材矮胖，没有文化，启功一点都不喜欢她。

刚开始结婚的几年，他一直对妻子很冷淡，妻子什么都不说，一边操持家务，一边照顾丈夫：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年老多病，她一个人服侍；启功家里招待客人，兴高采烈，她不插话，在旁边端茶倒水。

慢慢地，启功觉得这个人人品挺好的，无可挑剔。

日子久了，章宝琛也懂了启功：穷得没钱吃饭，启功想去卖画，又拉不下面子，她二话不说，大雪天背着画卷出去卖；文革时候，启功被迫停止写作，她知道他心里难受，让启功悄悄躲在房间写，自己站在门口给他放哨；启功被人冤枉，一气之下把书稿扔进火盆里烧，她想都没想，伸手抢出来，手都被烧伤了；启功喜欢书画，她就从牙缝里省出钱来给他买。

章宝琛过世后，无数人给启功介绍老伴儿，他却坚持孤孤单单一个人三十年。

启功再也放不下章宝琛。

很多人有这个信念：一定要，也一定会，遇到真爱。这恐怕是我们对爱情最大的误解。

真爱不是遇到的，也不是等来的。

真爱是在热腾腾的生活中，经营出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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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间本没有爱情，爱的人多了就有了爱情。

在靠采摘野果，捕猎野物为生的时代，婚姻不过是偶然间分工的结果。女人发现依附固定的男人，食物就有更好的保障；男人发现和固定的女人睡觉，能保障喂养的是自己的后代。

女人为了生存，男人为了繁衍，男女结合都是为了生活，唯独不是为了爱情。

爱情，是文明的产物。

真爱，是经营的结果。

生活从来不完美，婚姻也总是有很多瑕疵。

所以钱钟书说婚姻是围城。马尔克斯则说，维持一段稳定婚姻的诀窍在于忍耐不适。

在生活中一起去经历，一起感受，一起去面对这些瑕疵，就是发现真爱的过程。

有人会说一见钟情。可惜一见钟情只是荷尔蒙分泌的结果，未见得是真爱。

真爱，必须带点烟火气，才经得起生活和时间的考验。

尼采说：“一路学习去爱。爱总是出现在崎岖学习之路的尽头。”

尼采还说：“爱不仅仅是种感觉，爱的本质是爱这个行为。”

所谓“学习去爱”，就是一起经历生活中的种种，油盐酱醋，星辰大海，还有生老病死。

像白流苏和范柳原一样，去吃，去看，去玩，去经历战火，从本来各怀鬼胎到彼此相爱；像胡适和江冬秀，启功和章宝琛，一起走过生活的风风雨雨，从排斥到接受，再到无法分离。

所谓“爱的行为”，就是对爱的经营。

不要再幻想真爱会像丘比特之箭一样从天而降。

经济学者薛兆丰在《奇葩说》中打过这样一个比方，怎么遇到真爱？相当于几十亿颗豆子随机放在一个大缸里，其中一颗红豆和一颗绿豆刚好是彼此的真爱，但它们在有生之年碰上的概率几乎是零。

但放弃幻想，不是放弃希望。

相反，只有不再幻想，认清现实，才会认真去经营我们的爱情和婚姻。

真爱虽然不一定能遇上。但只要认真去经营，就一定能得到。